牛津大学坦普莱顿学院MBA易思：深深的中国情结

说来也许你不信，法国人易思(Jean –Christophe ISEUX)的最大心愿，是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这里有一段缘源流长的故事，易思用他那流利却仍带浓重口音的普通话讲来，便有了异样的感觉。
 
崇仰古老东方中国
 
易思出身在法国一个贵族公爵世家，是这个世家的第八代传人。

法国革命时期，易思的先祖参与了巴黎公社起义，也是当时惟一参加革命的贵族。他的曾祖父母和叔祖父都是法兰西共产党，曾祖母甚至位至法国共产党领导阶层。
 
对中国革命抱有特殊而深厚的情感，易思的叔祖父安排和接待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周恩来、邓小平、朱德等赴法国留学访问，同时，十几个法国医生远赴中国给八路军帮忙，也是他指派的。

住在古老的城堡中，却听着革命故事长大的易思，延续了对革命的热情，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，他在相继获取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理学学士、硕士、工学博士学位后，又到英国牛津大学坦普莱顿学院攻读MBA学位。毕业后，他先后担任过外交官、联合国安理会和世界贸易组织常任代表，但是这一切舒适显赫的位置，仍然系不住易思对中国的向往。
 
1997年，他以牛津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中国部主任的身份，受中国政府之邀，跨进了这个古老神秘充满诱惑的东方国度。

从此，易思把北京当成他的家，一年有10个月呆在中国，仅剩的2个月，他才打起行囊，回到法国的古堡中，那儿有等着他的年迈父母和漂亮的意大利未婚妻。
 
如果说生活在中国的易思，更多的是被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所鼓舞，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信心所吸引，那么，回到法国，与社会名流组成的马队在自家猎场里驰骋，才更象他应有的典型法国贵族生活。

可他，却那样坚定地选择了前者。
 
深爱田地和农民
 
就像那些到了国外的中国人一样，易思到得北京，便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。他对“易思”的解释是：易是容易的易，上面有“日”；思是思想的思，上有“田”地，下有“心”情。阳光、田地和心情，都是农民不可缺少的，深爱着农民的易思喜欢这两个字。
 
不过，就是这个名字，却让易思常常遇到些许麻烦。

初到中国，BB机还是许多中国人的选项，通过BB机传达信息，易思总要与寻呼台接线小姐费点口舌。

“请问姓名”？ “我叫易思（意思）”。“什么意思”？“没有意思”。
 
易思说那时普通话还不标准，就常“让自己不好意思”。说着，他便笑，一种大男孩式的放声大笑。

易思的家安在北京东部798那个简朴狭小的公寓里，家里的陈设看不出一点贵族风格，几乎完全中国化，甚至与中国普通百姓毫无二致。

如果说如此简单的两居室有何鲜明特征，就是案头上那尊散发着古铜光泽的雷峰塑像。
 
“为什么喜欢雷峰？”

易思毫无中国人的掩饰与谦虚：“我在中国有一个绰号叫外国雷峰，因为我为各级政府、机构团体以及中国企业做事，全都是免费的。”

在中国跑了许多地方，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研究过东欧大企业经济改革的易思，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国企。他走访过抚顺石化、长春一汽、宝钢、哈飞、南京化工、三九制药等大型企业，用5年时间为长春、渐江、江苏、南京、上海、深圳引入投资28亿美元，投资涉及电信、医药、金融等领域，引资国度包括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澳大利亚。

易思为中国招商引资四处奔走，只为“帮中国一个忙”，因此，他分文不取。

在易思的中国字典里，“帮忙”是他经常提到的词汇，他希望帮中国政府一个忙，帮中国企业一个忙，帮需要帮助人们的一个忙。既然是帮忙，哪有收钱之道理。

“可是你需要生活，你的收入从何而来？”这几乎是所有人都会问到的问题。

易思说，并不是我不拿薪酬，我只是不从中国拿钱，也不收中国政府的钱，但我从外商哪儿获取报酬，因为我帮助他们做投资咨询，甚至帮助他们实现了投资，这样是公平的。“我只收外国人的钱”。他着重强调了一句。

因此，易思已经被14个城市的政府部门聘请为特别投资或经济顾问，抚顺市团委甚至授予他“外国雷锋”称号，还专门颁发了一本证书。
 
易思喜欢雷锋，缘因在此。
 
中国地方政府的鼓励与看重，让这位浪漫幽默的法国人十分满足，他便以自己的学者身份，以自己在跨国企业间良好的人脉关系，继续穿行在世界各地，也把他对中国的信心传递到四面八方。
从振兴东北到西部开发
 
与易思交谈，常常惊讶于他对中国政治和中国特色文字的理解，当他熟练地讲述着“三个代表”、“保先教育”、“与时俱进”，甚至“下岗再就业”一类的字眼，如果不是那带着外国人痕迹的口音，你真敢相信此话出自外国人口中。

长达5年对东三省大型国有企业考察的经历，使他对国资委管理大型国企和国有企业公司改革，有了独具观察的解读：“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实现共产主义的目的”。易思认为，中国大可不必照搬西方模式，尽管这里还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公司治理模式，但是有共产党的政策，后者恰恰是国外没有的。中国公司的治理模式非常独特，使之形成了自身特性，研究这一点，十分有意思。
 
自去年开始，易思已把他研究和工作的重心从“振兴东北”转移到“西部开发”，他要为西部人民多做点事情。

易思的朋友很多，其中大部分是农民，他现在的助理，就是来自安徽的农村青年。他说，中国人中70%是农民，有一句歌词唱道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”，十分正确。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农民的利益，我对中国政府提出的“三农”问题十分关注。

不仅关注“三农”，易思还十分注重“安全”。他认为中国政党在管理国家安全上十分有办法，尽管各种问题仍然存在，但比起印度、俄罗斯等地，中国是外商投资最安全的国度。
 
听易思聊天，另一个鲜明的感受，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远远超过许多人，这是为什么？
 
易思不否认家族对他的影响至深，但他更强调自已在中国亲眼见到的现实。非典期间，他目睹了公共卫生陷入危机，党和政府如何挽狂澜于即倒；他目睹了共产党人冲在最前，舍弃自己救治他人。非典被控制了，始终呆在北京的易思，和首都人一道，欣喜自豪。

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，还缘于易思对中国领导人的评价，他说，邓小平是伟人，他适时发展了中国经济，他的决策是十分聪明的。他说，他的父亲十分喜欢江泽民，认为“三个代表”真正关乎百姓利益。而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胡锦涛、温家宝更是十分亲民爱民，他们管理最多的就是百姓的问题，他们最关注的也是国计民生。“有这样的领导人，是中国人民的幸福”。

易思回忆起2004年1月27日晚在巴黎博物馆见到胡锦涛主席时的情景，当时一激动，就用中文大声喊起来：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，中国人民万岁”。中国外交部官员向胡主席介绍了易思，胡主席走过来握着他的手幽默地说：“这么好的老外”。

每每说起这件事，易思的脸上便洋溢起幸福自豪的神情，让听者颇受感染。

走遍中国帮个忙
 
学经济的易思，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学者身份，在牛津大学读书时，他的研究方向就是东欧大企业改革。待他担任牛津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中国部主任时，他才真正深入接触到中国国有企业的经济改革。他期望借鉴自已的研究成果和经验，进言柬策，帮助中国当地政府成功完成国有企业改造，他说“我未来的想法是，中国的大企业越来越强大，甚至超过欧美大企业，比他们还厉害”。

他把研究方向定位在三个方面：一是国有企业经济改革；二是公司治理；三是外国投资于中国所面临的问题。他的研究建立在5本书上：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、《日尔曼意识形态》（1964）、《毛泽东选集》（1977）、《邓小平选集》（1994）以及《中国共产党十四届六中全会文件汇编》。
易思不仅身体力行，遍行中国许多城市，还写下诸多有份量的理论文章和演讲稿：《中国加入WTO的经济影响》、《中国机构改革研究心得》、《中国经济全球化与长春经济发展》等等。他频繁地出席各种高层论坛和会议，用中文、英文、法文发表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看法，作为特邀外籍委员，他甚至现身全国政协和长春政协的会议上，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目标。
 
1998年，易思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，2002年又国家行政学院聘为领导人员考试测评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，他还是商务部研究院国际经贸易关系研究部/跨国公司研究中心顾问，中国投资协会外资投资委员会会长特别顾问、上海市外国投资促进中心招商顾问、浦东新区经济贸易顾问等等。

然而，易思不做泡在图书馆里的教授，也不当坐在办公桌前的顾问，他仍然行走在中国大地上，他想把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都走遍。
 
为此，他于2004年辞去了牛津大学的职位，更加潜心于为中国做事情，为中国“帮一个忙”。
 
19页入党申请书
 
易思的家里珍藏着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的横幅，他说这是人大的学生们为他制作的。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平时只有写信偶尔用中文的易思，却写下了19页的中文版入党申请书。
 
在这份申请书中，易思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观点：走第三条路的中国，并据此提出了15个论据，包括“历史使命、对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回归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、对世界局势的看法、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、对指令性经济的改革、对西方的开放、加强科技、知识分子对待问题、稳定和有序”等等。

这当然是一份非同寻常的入党申请书，在它的结尾，易思这样写到：有些人会问我，作为一个外国人，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？我觉得我是一个世界公民，通过我最亲近的朋友，我发现我的心同中国更近了。我个人的一些观点同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一些精神非常符合，特别是邓小平发展的有关理论。我近期的目标是，写一些有关邓小平理论以及该理论在中国成功运用的文章，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和文化进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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